垃圾回收四十年从拾荒人到国企管理层
当年的拾荒人，后来的国企管理者
2009年后，我们开始跟踪北京的拾荒人群，时间越久，越发现拾荒人对北京再生资源回收的重大贡献和意义。后来因为有出身环境史学家的导师，我开始接触到再生资源回收的历史脉络，看到了解放前、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、2003年前后等不同时段的废品回收脉络。可以看出，中国拾荒人的社会角色从未改变，都承担起了再生资源回收的社会责任，但不同阶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出现了不同情况。以史为鉴，今天拾荒人的地位会比1980年代以前高吗？
今年已经85周岁的李爷爷，参与和见证北京60多年再生资源的回收历史。李爷爷1933年出生在河北保定地区的一个小乡村，是现在被划到雄安新区的一个村庄。1947年，李爷爷跟随家人到北京，跟着亲戚做物资回收，解放后到国营物资回收单位工作，一直到1990年代初退休。在老家河北时，他只是读到小学毕业，来到北京工作后，他业余时间不断学习，实践再生资源回收业务时，知识和技术不断增长，成为新中国北京重要的回收力量组成者。
李爷爷初到北京时是解放前期，他和家人是摆地摊收废品，回收的工具主要是人力拉车，也有很多拿着小鼓走街串巷购买的拾荒人。李爷爷说，那时收废品的都是私人买卖，小生意人，没有管理部门的组织，可以自己按照市场行情买卖，收购的东西多数都是用不到的东西，或者死去人的物品。
1950年到1956年期间，他们这样的小生意人还是独立经营。解放后，有了市场管理处，最初废品回收不需要登记，后来开始要登记。1956年，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成立，几十家原来的废品回收小生意人组成合作社。李爷爷回忆，当时合作社里的人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大多都是原来做回收的小生意人。他最初就职于木器合作社，主要职责是收购废木头和家具等，然后把收来的物品改造成可以再使用的木材。那时，在解放前做小生意的，定为小业主。
1958年，李爷爷被调到门头沟区工作。从最基础的收购员干起，后来成为采购员，负责管理门头沟一个回收站的工作。那时回收的对象主要是机关单位和企业，随着工作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，以及依靠自身对废品回收的不断学习，李爷爷成为回收站的领导。不仅管理，他也开始培训新人如何做分类回收，还到全国各地交流再生资源的回收经验。1956年，响应国家大炼钢铁的号召，他们一部分时间做废品收购，另外一部分时间制作耐火砖，为钢铁冶炼做准备。
如何有效回收？
成立合作社后，再生资源的回收业务归到商务局管，后来又归到供销社管理，再后来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公司。不过那时已经有从上到下的废旧物资回收管理部门，由政府组织土地的使用，设立了市场管理处，有专门的经理管理，还分为技术和普通劳动者，根据劳动成果发工资。从北京市级、区级回收公司到下面的收购站，都有回收任务。
李爷爷所在的回收站点开始十几个人，后来有60多人，最多时有600多人，现在只有20多人。除了废品收购任务，他们进工厂做回收宣传，收购员也去单位宣传回收利用政策、废品如何分类回收和再利用等。对接的回收单位里，大的企业也有专门的人管理废品，收购员直接对接厂里的废品管理员。企业专门设置废品暂存地点，需要收集的时候，就和回收站点联系，当时的废品收购也是买卖的方式，但不是像现在一样直接现金支付，都是称重后，单位对单位转账。
根据他们回收站的统计，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废品最多，家庭产生的废品占到总量的20%左右。对家庭废品的回收，他们收购站一般两人或者三人一组，分别负责记账、收钱、称重等不同工作。当时家庭里卖废品的一般都是老人和妇女居多，为了防止盗窃，非生活来源的废品，需要拿着户口本登记才能卖。工厂里的废品主要是下脚料，因为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，北京还有钢铁和纺织等企业，都会产生边角料。
当时政策允许，可以给家属安排工作，调到同一个单位，李爷爷的妻子和他在一个工作站工作，做会计，负责账务。当时的废品回收站，大概三分之二是男的。男性往往做收购，女性做分类和打包。他们分工合作，对收来的废品分类后，和下游的企业制定合同，把收购的物资交给下游企业处理。一直到1980年代，因为北京还有大量工业，收购的废品绝大多数可以在北京再生处理和重新利用。
1980年代以前都在收什么？
1980年代以前，物质不像当今丰富，回收的种类以及后续的分类和处理也有不同。
对于玻璃瓶，都是收购后清洗、消毒后再使用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回炉，或者已经没了市场。到1980年代的时候，随着北京制造业的搬离，很多废品开始送到外省处理。
北京市里有专门回收骨头的单位，在宋家庄附近有炼油厂专门收骨头，利用骨粉，都不会浪费。
有色金属回收有专门的库房，收购后，先做基本拆解和分类，清晰分类后，不能带有杂质，然后再交给石景山的首钢等钢铁厂，以及其它金属企业回炉。很多收购站的人技术熟练，有的人非常擅长识别和分类，李爷爷有一位姓王的山西来的同事，解放前因为曾专门做铜制品，在收购站工作后，非常擅长分铜制品。
当时所有的鞋子几乎都可以回收再利用，分布鞋、胶鞋和皮鞋等，胶鞋送到永定门外的橡胶厂再利用。
当时塑料的使用没有像今天如此之多，但也可以分成10多种，聚乙烯、聚丙烯等，塑料鞋底等，是分类收集的。
头发也有回收渠道，理发馆会专门积攒头发卖，长头发更值钱。头发回收后，有一部分专供需要化妆、使用假发的文艺单位了。
和现在收废品的拾荒人一样，他们当时收废品的包装袋，都是送到加工厂后，下次送货时再返回给收购站重复使用。
在回收价格上，计划经济时代的废品价格物价统一，不能高抬，也不能降低。不同种类的废品价格明细清晰。收购员可以参照。
李爷爷回忆,当时不允许私人随意收废品，但可以捡废品。公安局会定期到库房查账，以防有违法回收的情况。
废品回收人的社会地位
和现在一样，废品回收人当时的社会地位也不高，认为是收破烂的。但随着回收行业待遇的提升，比如回收任务和奖金挂钩。有奖金等待遇后，多劳多得，收入提高，不只是死工资，地位也不断提升。很多人开始愿意到回收行业工作。1960年代，平均工资可以到30多元左右。
李爷爷从最初的收购员，依靠努力工作，后来升为采购员，负责管理采购，管理调度。因为工作中认真和努力，最终被提拔为回收站的管理者，得到过区里10多次嘉奖，在1980年代入了党。他这一路走来，可以说是典型的励志故事，小学毕业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最后做到单位的管理层。
在今天，李爷爷就是外来务工人员，但他却没有被排除在新中国建设的外围。同是小生意人，也是构成社会多元经济体系一部分的废品回收人，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时期，李爷爷这些外地小生意人不但没有被排除在外，还可以被纳入国家新建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里，一路成长为管理者。
而在今天的北京，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土地使用制约、政策的不同，尽管拾荒人对再生资源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但没有提升，反而处处受到限制，回收空间不断被压缩。
1980年代以前，由于物资缺乏，废品回收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。尽管我们现在物质丰富，但深受垃圾问题困扰，同样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。废品回收和当下的拾荒人可以高效回收一切有市场的再生资源，当然也有市场失灵的地方。当下能否以史为鉴，充分吸收存在了近40年的废品回收力量，和拾荒人合作，共同缔造垃圾分类中，再生资源的高效回收体系，考验着城市管理的智慧。
2009年后，我们开始跟踪北京的拾荒人群，时间越久，越发现拾荒人对北京再生资源回收的重大贡献和意义。后来因为有出身环境史学家的导师，我开始接触到再生资源回收的历史脉络，看到了解放前、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、2003年前后等不同时段的废品回收脉络。可以看出，中国拾荒人的社会角色从未改变，都承担起了再生资源回收的社会责任，但不同阶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出现了不同情况。以史为鉴，今天拾荒人的地位会比1980年代以前高吗？
今年已经85周岁的李爷爷，参与和见证北京60多年再生资源的回收历史。李爷爷1933年出生在河北保定地区的一个小乡村，是现在被划到雄安新区的一个村庄。1947年，李爷爷跟随家人到北京，跟着亲戚做物资回收，解放后到国营物资回收单位工作，一直到1990年代初退休。在老家河北时，他只是读到小学毕业，来到北京工作后，他业余时间不断学习，实践再生资源回收业务时，知识和技术不断增长，成为新中国北京重要的回收力量组成者。
李爷爷初到北京时是解放前期，他和家人是摆地摊收废品，回收的工具主要是人力拉车，也有很多拿着小鼓走街串巷购买的拾荒人。李爷爷说，那时收废品的都是私人买卖，小生意人，没有管理部门的组织，可以自己按照市场行情买卖，收购的东西多数都是用不到的东西，或者死去人的物品。
1950年到1956年期间，他们这样的小生意人还是独立经营。解放后，有了市场管理处，最初废品回收不需要登记，后来开始要登记。1956年，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成立，几十家原来的废品回收小生意人组成合作社。李爷爷回忆，当时合作社里的人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大多都是原来做回收的小生意人。他最初就职于木器合作社，主要职责是收购废木头和家具等，然后把收来的物品改造成可以再使用的木材。那时，在解放前做小生意的，定为小业主。
1958年，李爷爷被调到门头沟区工作。从最基础的收购员干起，后来成为采购员，负责管理门头沟一个回收站的工作。那时回收的对象主要是机关单位和企业，随着工作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，以及依靠自身对废品回收的不断学习，李爷爷成为回收站的领导。不仅管理，他也开始培训新人如何做分类回收，还到全国各地交流再生资源的回收经验。1956年，响应国家大炼钢铁的号召，他们一部分时间做废品收购，另外一部分时间制作耐火砖，为钢铁冶炼做准备。
如何有效回收？
成立合作社后，再生资源的回收业务归到商务局管，后来又归到供销社管理，再后来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公司。不过那时已经有从上到下的废旧物资回收管理部门，由政府组织土地的使用，设立了市场管理处，有专门的经理管理，还分为技术和普通劳动者，根据劳动成果发工资。从北京市级、区级回收公司到下面的收购站，都有回收任务。
李爷爷所在的回收站点开始十几个人，后来有60多人，最多时有600多人，现在只有20多人。除了废品收购任务，他们进工厂做回收宣传，收购员也去单位宣传回收利用政策、废品如何分类回收和再利用等。对接的回收单位里，大的企业也有专门的人管理废品，收购员直接对接厂里的废品管理员。企业专门设置废品暂存地点，需要收集的时候，就和回收站点联系，当时的废品收购也是买卖的方式，但不是像现在一样直接现金支付，都是称重后，单位对单位转账。
根据他们回收站的统计，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废品最多，家庭产生的废品占到总量的20%左右。对家庭废品的回收，他们收购站一般两人或者三人一组，分别负责记账、收钱、称重等不同工作。当时家庭里卖废品的一般都是老人和妇女居多，为了防止盗窃，非生活来源的废品，需要拿着户口本登记才能卖。工厂里的废品主要是下脚料，因为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，北京还有钢铁和纺织等企业，都会产生边角料。
当时政策允许，可以给家属安排工作，调到同一个单位，李爷爷的妻子和他在一个工作站工作，做会计，负责账务。当时的废品回收站，大概三分之二是男的。男性往往做收购，女性做分类和打包。他们分工合作，对收来的废品分类后，和下游的企业制定合同，把收购的物资交给下游企业处理。一直到1980年代，因为北京还有大量工业，收购的废品绝大多数可以在北京再生处理和重新利用。
1980年代以前都在收什么？
1980年代以前，物质不像当今丰富，回收的种类以及后续的分类和处理也有不同。
对于玻璃瓶，都是收购后清洗、消毒后再使用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回炉，或者已经没了市场。到1980年代的时候，随着北京制造业的搬离，很多废品开始送到外省处理。
北京市里有专门回收骨头的单位，在宋家庄附近有炼油厂专门收骨头，利用骨粉，都不会浪费。
有色金属回收有专门的库房，收购后，先做基本拆解和分类，清晰分类后，不能带有杂质，然后再交给石景山的首钢等钢铁厂，以及其它金属企业回炉。很多收购站的人技术熟练，有的人非常擅长识别和分类，李爷爷有一位姓王的山西来的同事，解放前因为曾专门做铜制品，在收购站工作后，非常擅长分铜制品。
当时所有的鞋子几乎都可以回收再利用，分布鞋、胶鞋和皮鞋等，胶鞋送到永定门外的橡胶厂再利用。
当时塑料的使用没有像今天如此之多，但也可以分成10多种，聚乙烯、聚丙烯等，塑料鞋底等，是分类收集的。
头发也有回收渠道，理发馆会专门积攒头发卖，长头发更值钱。头发回收后，有一部分专供需要化妆、使用假发的文艺单位了。
和现在收废品的拾荒人一样，他们当时收废品的包装袋，都是送到加工厂后，下次送货时再返回给收购站重复使用。
在回收价格上，计划经济时代的废品价格物价统一，不能高抬，也不能降低。不同种类的废品价格明细清晰。收购员可以参照。
李爷爷回忆,当时不允许私人随意收废品，但可以捡废品。公安局会定期到库房查账，以防有违法回收的情况。
废品回收人的社会地位
和现在一样，废品回收人当时的社会地位也不高，认为是收破烂的。但随着回收行业待遇的提升，比如回收任务和奖金挂钩。有奖金等待遇后，多劳多得，收入提高，不只是死工资，地位也不断提升。很多人开始愿意到回收行业工作。1960年代，平均工资可以到30多元左右。
李爷爷从最初的收购员，依靠努力工作，后来升为采购员，负责管理采购，管理调度。因为工作中认真和努力，最终被提拔为回收站的管理者，得到过区里10多次嘉奖，在1980年代入了党。他这一路走来，可以说是典型的励志故事，小学毕业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最后做到单位的管理层。
在今天，李爷爷就是外来务工人员，但他却没有被排除在新中国建设的外围。同是小生意人，也是构成社会多元经济体系一部分的废品回收人，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时期，李爷爷这些外地小生意人不但没有被排除在外，还可以被纳入国家新建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里，一路成长为管理者。
而在今天的北京，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土地使用制约、政策的不同，尽管拾荒人对再生资源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但没有提升，反而处处受到限制，回收空间不断被压缩。
1980年代以前，由于物资缺乏，废品回收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。尽管我们现在物质丰富，但深受垃圾问题困扰，同样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。废品回收和当下的拾荒人可以高效回收一切有市场的再生资源，当然也有市场失灵的地方。当下能否以史为鉴，充分吸收存在了近40年的废品回收力量，和拾荒人合作，共同缔造垃圾分类中，再生资源的高效回收体系，考验着城市管理的智慧。